编者按：章立凡先生在《财经》2009年第12期专栏文章“哀莫大于心死”中，提到这样一段历史：近代中国“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卢作孚先生自杀之前，中央已经决定向民生公司贷款1000亿元人民币（旧币，合今1000万元），以解决公司面临的困境。但是，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没有及时将通报此消息的电报交给卢。

　　针对这一重要细节，赵晓铃女士近日给本刊发来文章“卢作孚自杀前的一个重要细节”，对章文中涉及的一些历史史实，特别是这笔贷款是否存在提出质疑。本刊编辑遂将赵文转给章立凡先生，章又进一步作出对于回应的回应，发来了长文“历史是一张拼图”。

　　我们在此发表这一组文章，意在尊重两位学者的严肃态度，以期有利于澄清具体的历史事件，更有利于探讨历史研究的方法。在官方档案缺失甚或不实的现实情况下，利用各种民间渠道，将历史的碎片拼接成起来，是一件实在而有效的工作。

　　为了死者，为了生者，我们期待更多知情者站出来，还历史以真相。

　　赵晓铃回应章立凡：

卢作孚先生自杀前的一个重要细节

赵晓铃

　　6月6日，朋友转来章立凡先生在《财经》杂志上发表的“哀莫大于心死”，内容谈卢作孚之死，他写道：

　　“1952年1月26日，‘五反’运动正式发动。当时民生公司不仅承受债务压力，还面临上万员工发不出工资的资金周转困难；而旗下‘民铎’轮又触礁沉没，更是雪上加霜。忧心如焚的卢作孚不得不向北京求助，中央决定破例提供人民币1000亿元（旧币，合今1000万元）贷款，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转告。卢逝世前两天，北京又来电确认此事，但童少生两次获知后均未告卢。2月8日卢自杀前的那个下午，共事多年的二人同坐在办公室里，童没有跟他说一句话。卢作孚逝世后，童少生在公司会议上一拍脑袋说：把这事忘记了。”

　　这让人感到，中央同意1000亿元贷款，而时任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的童少生没有及时将此信息转告卢作孚，是卢作孚自杀的重要原因。

　　章文还提到我写的“卢作孚最后的日子”。虽然“卢作孚最后的日子”并没有公开发表，只在一个小范围里向朋友们请教，但看来章立凡是读到了的。他知道我在文章里没有谈到这个1000亿的问题，所以特意撰文补充说明。

　　其实，在1万余字的“卢作孚最后的日子”里，我没有谈到这个1000亿贷款，在尚未公开出版的25万字的“卢作孚之死”里，也没有谈到这个1000亿贷款。

　　因为1952年2月中央答应给民生公司1000亿贷款的这个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太小太小。

　　我的依据是：

　　由于当时几无民间融资渠道，民生公司必须要依靠政府贷款才能渡过难关。从1950年3月起，新政府控制下的国家银行便开始贷款给民生公司。第一次就是1950年3月得到100万港币贷款，偿还两季度的加拿大贷款利息；第二次是1950年5月，贷得50万港币，6月14日，在上海贷得22亿人民币（旧币，下同）。以后多次请求贷款，一般是一次贷数10亿人民币。这在当时的民营企业中，已属少见，重庆的一家民营银行，当时要求贷款10亿元以起死回生也不可得。在那些民生公司向银行的借款协议上，都有相当苛严的抵押条件，一般要求半年内甚至两个月便归还。所以以后总是一边还一边借。

　　我看到好些请求贷款的信件，知道卢作孚先生在回到北京以后，请求政府贷款便非常不容易了。1950年6月，因为偿付加拿大贷款到期利息，要求政府贷款51.5亿元，到月底都没有贷到，只得电令民生香港分公司在港短期贷款先付给加拿大银行；直到7月18日，财经委员会才同意交通部意见；7月26日，交通部章伯钧部长致函中国人民银行南行长，为民生公司交涉贷款，民生公司再用这钱去还香港的债权人。

　　民生公司到卢作孚去世前，的确欠下很高的国内债务，部分是历史积欠其他银行和企业的，部分是欠新政府的银行的，具体数字还未查明。但可以断定的是，1000亿这个数字当时实在太大。那时民生公司所有海外船只都已驶回，加拿大借款本息已不偿还，就是要还，也分十年还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次要求1000亿贷款。

　　另外，根据日本学者泉谷阳子的研究，1951年10月底，民生公司在港船只全部驶回后，中央财经委员会在1951年11月就说，因为民生公司没有好好改革，不再借钱给民生公司。

　　那么，在1952年2月，中央（应该通过中央财经委员会）即便同意贷款给民生，也不可能是这样大的一笔款子。

　　在卢作孚逝世前后的档案中，我至今也没有发现有这样一个1000亿贷款的文件。卢作孚逝世以后，有好多份向中央汇报的文件，详细汇报卢作孚在最后的日子里的言行，以及对卢作孚逝世原因的猜测，也没有一份文件上有这样一种说法。

　　1000亿这个数字出现在卢作孚逝世半年以后。1952年8月25日，民生公司董事会请求政府向公司投资1000亿元，这个投资中一部分是债转股，还有一部分用来修船发展生产。这1000亿投资，已是当时估算的民生公司资产的50%。重要的是，增加了50万股公股，改变了民生股份中的公私股比例。公股比例上升，私股比例下降，改组民生公司董事会便顺理成章。那时，卢作孚逝世已半年，在这半年内，民生公司很多船只是停船搞运动，亏损之大可以想见。因此，这半年内又增加了许多债务。

　　还有一个依据是，民生公司原业务处处务经理邓华益公子邓安澜告诉我，1983年夏天民建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邓安澜去古耕虞和童少生住的酒店房间找他们，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参加民建，为重建九江轮船公司作准备。那次邓安澜问童少生，解放初民生公司资金很困难，为何没有向银行贷款？童说长期大额的贷款贷不了，只借了一些短期小额的，后来作为公股股份资金留下了。这与档案里的记载是一致的。此事也可向现居深圳的香港泓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安澜先生查证。

　　卢作孚逝世后有一段时间，有议论说，周恩来在当天下午发来电报，内容是请卢先生到苏联访问，如这份电文及时让卢看到，他可能不会自杀。这份电文没有及时送到卢作孚手中，据说是因为已下班，收发室准备第二天上班时再送。此事与童少生无关。在档案和当时的原始材料里，我也没有看到过这份电报以及相关记载。

　　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这个电文就变成中央同意贷款1000亿，还被童少生有意无意地瞒下。

　　1952年2月8日晚，卢作孚服过量安眠药以后，卢作孚夫人蒙淑仪打电话找到童少生。童少生带了单位医生到现场，抢救不力，并没有及时送往附近的医院抢救，童少生有一定责任。

　　我采访的好些老民生人，也对童少生有看法，但历史研究还是要实事求是，不能把童少生没有做的事放在他身上。从档案里还能看到，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童少生当时的政治压力也是相当大的。

　　上引章立凡所说，在卢作孚的故事中流传很广。童少生及其家人，因为感到确实有愧于卢作孚，也没有公开申辩。

　　有时，档案里的记录与多次重复的传说很不一样，我以为档案比较可信一些。

　　章立凡文章还有一些可以商榷之处。

　　如1952年2月7日，卢作孚到西南军政委员会见过邓小平，并与邓小平共进午餐。这是事实，但卢邓谈话内容至今不详。如有这1000亿贷款，时兼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会不告诉卢作孚？章立凡说，他们“显然未提及贷款救急之事”，根据是什么呢？

　　另外，民生公司和重庆市当时尚未开展矛头直接指向私营企业主的“五反”运动，而是搞的“三反”，不过民生公司的“三反”是有其特点的。

　　由于我的书尚未公开出版，卢作孚去世前后的情况，一时难以细说。看到一些网友过激的语言，有些不安，便先写此文。以为为了弄清历史真相，涉及一些细节，有时会谈到具体个人的责任，不管一时是不是准确，都不是为了再掀仇恨。■

　　赵晓铃：民生公司研究室兼职研究员，《卢作孚研究》常务副主编

　　章立凡回应赵晓铃：

历史是一张拼图

——也谈卢作孚自杀的一个细节

章立凡

　　童少生在卢作孚去世后，承认未将1000亿元人民币贷款电文交给卢，并曾向在座的人展示过。此事有目击证人

　　我在《财经》杂志（2009年第12期）发表了“哀莫大于心死”一文，探讨卢作孚先生1952年自杀的原因，其中谈及中央同意贷给民生公司1000亿元人民币（旧币）的电文，被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扣押一事。不久，赵晓玲女士写了“卢作孚先生自杀前的一个重要细节”（下称赵文），以贷款不易、未见档案等由，对此事提出质疑，认为“存在的可能性太小太小”。

　　就中国史家传统而言，司马迁执掌汉室图书档案，仍不忘“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档案与口述历史、回忆录等不可偏废。但在遮蔽历史真相的年代，档案的存废是有选择的，垄断和诠释是任意的。还原历史真相是一项拼图作业，档案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若纯以存档治史，则太史公也难免下岗。

　　（一）1000亿元贷款电文的口碑长期存在

　　据我所知，关于1000亿元贷款之事，童少生本人在卢氏去世后承认有此电文，并曾向在座的人展示。我向卢作孚的长孙女卢晓蓉核实过，她谈到：“我也亲自听三爷爷卢尔勤讲过，在卢作孚去世后第二天或第三天，卢尔勤与童少生等在一桌吃饭，谈起卢作孚为什么会这么做时，有人说大概是因为公司资金周转困难所致。这时，只见童少生从衣兜里掏出一份电报来，并说：‘原来是为这事呀，我已接到上面要贷款给民生公司的电报了，可惜忘了交给卢先生。’”

　　据赵女士在“卢作孚最后的日子”一文中的记述，1952年2月8日卢作孚逝世后，民生公司9日下午召开董事会商议卢的后事，并任命童为代总经理；10日下午，民生公司举行课长以上的行政干部会议，与会者除了两个人以外，其余的人，包括童少生在内，均痛哭失声……

　　由此看来，卢尔勤在这两天的会议期间，与童少生应该有机会同席。这件事对卢氏家族至关重要，如果说口述历史会有一定误差的话，卢尔勤作为卢作孚的至亲和目击证人，在这种重大时刻的记忆，误记的可能性同样“太小太小”。

　　此外，卢作孚的幼子卢国纶2005年4月21日在《南方周末》发表的“卢作孚之死”中也谈到：

　　一九五二年初，中央决定对民生公司特殊对待，在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情况下，破例给民生公司贷款一千万元（旧制人民币一千亿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此举措转告民生公司。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邀请民生公司某负责人谈话，转达了中央这一指示，并嘱他待卢作孚从北京回来后，马上转告，请卢作孚放心。遗憾的是该负责人却没有将这一情况告诉父亲。在父亲去世的前两天，北京又发电报来确认为民生公司解决经济困难贷款一事，仍然是这个负责人先得到这份电报，但并没有交给父亲，原因甚不可解（父亲去世后，该负责人解释说他忘记告诉父亲，并忘记把电报交给父亲）。

　　卢国纶还证实，上述情节是卢作孚的妹妹卢魁秀亲口所说。卢魁秀的丈夫刘华屏当时在民生公司财务处工作，很容易得知这个情况。卢作孚的次女卢国仪事后也获知，童少生当时是直接去公司传达室取走了那份电报，这是违反公司文档管理规定的。由此可知，贷款电文一事，在当事人中至少已存在三个来源不同的口碑。

　　卢国纶文中关于中央指示和电报的记述，可与赵女士“卢作孚最后的日子”一文的内容相对照：“1月28日是年初二，卢作孚乘飞机去北京‘商讨要务’，30日即飞回重庆。”“2月6日，上午八时半至十二时，民生公司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二十多年来在民生公司享有崇高威信的卢作孚，第一次当众做检讨。”

　　卢作孚北京之行的“要务”是否为了争取这笔贷款？中央是否做了相关指示？目前尚无肯定或否定的资料。但研究者不应拒绝任何可能的假设。如果这个中央指示确实存在的话，则发出日期当在卢作孚由京返渝之前，故有“待卢作孚从北京回来后，马上转告”之嘱；而电报的发出日期如果是“父亲去世的前两天”，则应为卢作孚首次当众检讨的当天。

　　此外，卢作孚的旧部李肇基2005年在《纵横》第12期上发表的“卢作孚之死”，以及李豫川1998年在《四川政协报》发表的“卢作孚自杀之谜”，也都谈到了贷款之事。两文与卢国纶的叙述略有出入，但应该不是空穴来风；近年，雨时、如月所著《紫雾·卢作孚评传》中亦有相同记载。赵文也承认，上述口碑“在卢作孚的故事中流传很广。童少生及其家人，因为感到确实有愧于卢作孚，也没有公开申辩”。

　　赵文谈到拙文“还有一些可以商榷之处”：“如1952年2月7日，卢作孚到西南军政委员会见过邓小平，并与邓小平共进午餐。这是事实，但卢邓谈话内容至今不详。如有这1000亿贷款，时兼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会不告诉卢作孚？章立凡说，‘他们显然未提及贷款救急之事’，根据是什么呢？”

　　这件事也早有口碑存在。例如李肇基生前就对人提起这一情节，称“究竟谈的什么全都不知道，成为一个历史的谜团”，这与赵女士所述相同。拙文关于谈话的时间、地点、人物均引自赵女士的“卢作孚最后的日子”，她还记述了民生老人对卢作孚遗嘱内容的一些猜测。“未提及贷款救急之事”，乃据此文作出的假设之一，即便赵女士能证明贷款电文不存在的话，我的假设依然可以成立。

　　（二）1000亿元贷款与民生公司的资产规模

　　赵文认为：“1952年2月中央答应给民生公司1000亿贷款的这个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太小太小”；“可以断定的是，1000亿这个数字当时实在太大”。她的理由是，民生公司当时无需如此巨额的贷款，且不可能贷到。

　　我的看法是：以卢作孚的办事风格，不会得过且过，而会考虑一个根本扭转民生公司经济困局的一揽子方案，很可能在北京“商讨要务”就是指这件事。至于贷款以何种方式取得，以民生公司的船只、工厂、设备等资产作抵押（这些资产并非不良资产），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关键在于如何特事特办，打破运动期间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规定。

　　在这篇回应文章即将完稿时，我又核对了赵女士“卢作孚最后的日子”的引文，发现所引“回忆民生轮船公司的公私合营”内容，是中共官方人士刘惠农（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交通部部长兼长江航运管理局局长）的证言。但她忽略了其中这样一段话：“国家从经济上扶助民生公司，使之减轻包袱，渡过难关。例如，经西南财委批准，国家贷款1000万元（即旧人民币1000亿元）。”

　　赵文中则谈到：

　　1000亿这个数字出现在卢作孚逝世半年以后。1952年8月25日，民生公司董事会请求政府向公司投资1000亿元，这个投资中一部分是债转股，还有一部分用来修船发展生产。这1000亿投资已是当时估算的民生公司资产的50%。重要的是，增加了50万股公股，改变了民生股份中的公私股比例。公股比例上升，私股比例下降，改组民生公司董事会便顺理成章。

　　从1927年起，民生公司先后在95个工商企业中有投资，在轮船业之外，涉及煤炭、钢铁、铁路、机器制造、贸易、纺织、食品、保险、新闻、建筑、金融等许多不同领域；仅民生1945年向加拿大订造的商船一项，造价就达1500万加元。当年孔、宋等权贵资本曾多次企图吞并民生公司，都遭到卢作孚的抵制。

　　据凌耀伦主编的《民生公司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420页—421页：1952年公私合营前“清理结果，资产总额为8437亿余元，除去负债（章注：其中包括加拿大订船贷款等），净值为1989亿余元。民生公司原有股份80万股，经董事会审查通过，确定每股为20万元，较投资时价值略有增加……在公私合营时，人民政府又新增投资1000亿元（其中含部分解放后对民生公司的贷款），按每股20万元计算，即增加50万股，是民生公司的股份数从80万增到130万股，国家又收买了原有的特殊股，加上没收的官僚资本股数，公股数占总股数的一半以上。第421页表12-2-4：公股占57.07%，交通银行代管股占9.60%，公私合营股占19.01%，私股占14.32%。

　　由此看来，赵文中1000亿元（包括债转股）政府投资相当于“当时估算的民生公司资产的50%”的说法，基数不是按资产总额计算的，倒像是按资产净值计算的。以民生公司拥有的资产规模而言，无疑极其划算的。赵文对此也作了很多相关的提示，其中“改变了民生股份中的公私股比例”、“改组民生公司董事会”等说法，是否意味着——政府抱了一个金娃娃？

　　（三）档案与口述历史的关系

　　赵文还谈到：“根据日本学者泉谷阳子的研究，1951年10月底，民生公司在港船只全部驶回后，中央财经委员会在1951年11月就说，因为民生公司没有好好改革，不再借钱给民生公司。”“在卢作孚逝世前后的档案中，我至今也没有发现有这样一个1000亿贷款的文件。卢作孚逝世以后，有好多份向中央汇报的文件，详细汇报卢作孚在最后的日子里的言行，以及对卢作孚逝世原因的猜测，也没有一份文件上有这样一种说法。”

　　为从事卢作孚研究，赵女士曾查阅了不少民生公司的历史档案，这是很必要的，但也是不够的。在很多情况下，档案并不是历史真相的全部，档案的利用也需要多层面的比照。赵文转引日本学者之研究成果，最好注明出处；1951年1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若有此说法，倒是可为即将发动的运动作一注脚，同时与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规定相互参照。

　　研究者一般都知道，文件因种种原因不归档的情况是经常存在的，特别是在规避某些责任的时候。如果电文确实是童少生从公司传达室违规私取的，且一直装在衣袋里，事后能否归档就很难说了。仅凭“档案中没有发现”为由而不提出反证，要推翻当事人的口碑也同样缺乏证据，因为赵女士未必能见到全部档案，能查阅的档案也往往是经过筛选的。如果有可能的话，建议查阅中央财经委员会、交通部、中国人民银行及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旧档。

　　赵文说：“有时，档案里的记录与多次重复的传说很不一样，我以为档案比较可信一些。”档案是死的，人是活的，历史不仅仅存在于档案之中。赵女士在“卢作孚最后的日子”一文中，围绕这一事件走访了不少民生老人，并多处引证他们的谈话，可见也是采信了口述史料的。她的两篇文章也都承认民生公司资金周转困难的事实，既然贷款电文的口碑长期存在，且不止源于一个口述者，一些相关当事人近在咫尺，访问求证一下应该是很方便的，但我未发现赵女士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卢作孚是毛、周要保护的对象，但到了地方上，执行的力度可能因急于求功而有所改变，高估了保护对象的承受力。所有的中央既定政策，到了地方乃至具体单位，执行者都会层层加码，例如上海“五反”运动出现大批跳楼自杀事件（被陈毅戏称为“空降部队”），就是这种加码的后果。卢家长子卢国维先生也曾在“先父去世之日情况”一文中谈到：“后来从北京老前辈处获悉，因中央严肃追询和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切，西南有关负责人为执行政策不力和照顾不周，向中央作了深刻检讨。”

　　（四）其他

　　顺便说说，赵文以为我是特意撰文补充她的“卢作孚最后的日子”，其实并非如此，我只是在写作过程中看到此文并有所引用。此文也有一些需要订正的细节，例如：

　　1．“1952年春节这天，外地工作的孩子们没有回家过节，本市工作的也没有回来看望父母。”事实是：卢国纶的妻子冯俊兰1951年12月8日生下大女儿晓南后，整个产假期间，他们一家三口都住在卢作孚家里，直到2月2日（正月初七）假满上班。

　　2．“张祥麟87岁了，离休前是长江港务局的党委书记。”经查，张祥麟离休前任长江航道局党委书记。

　　……

　　“卢作孚最后的日子”一文披露了很多档案秘辛，也提出了不少悬念，给读者以想象的空间。现在赵文又解释说：“看到一些网友过激的语言，有些不安，便先写此文。以为为了弄清历史真相，涉及一些细节，有时会谈到具体个人的责任，不管一时是不是准确，都不是为了再掀仇恨。”

　　表达权是正常的公民权利，其实无须多虑。研究者的拼图作业，也只为还原历史，心态是平和的。赵女士的两篇文章都表达了同一种推论：即使没有1000亿元贷款之事，卢作孚也会赴死，此事并不起关键作用。如此说来，网友如有“过激的语言”或导致“再掀仇恨”，应该与本人所撰“哀莫大于心死”无关。

　　深入探讨有助于接近真相，拙文的一些述评，也是参考了赵女士的大作，特此致谢并欢迎继续商榷。■

2009年6月15日风雨读书楼

来源：财经网      来源日期：2009-6-20 

　　
　　自从告密成为一个社会热点，我曾写过两篇文章，分别以《从〈闻香识女人〉看中外告密观》和《漫长的1984：窃听风暴结束了吗？》为题，从文化的角度解读告密。文章发表后贴到博客上，陆续看到网友的一些反馈，感到有必要回应一下，并把想说的话说完。
　　
　　我在文章中曾谈到基督教文化的“告密对象”是上帝，有网友跟帖说：还有宗教裁判所。不错，在黑暗的中世纪欧洲，宗教迫害曾盛行一时，很多妇女被告发为“女巫”，遭到宗教裁判所的逮捕拷问，被判监禁甚至处以火刑，一些科学家和宗教改革家也遭到同样命运。基督教徒的忏悔，当然是向神父或牧师告解，因为他们是上帝在人间的牧人。将告发异端视同告密于上帝，这与个人崇拜年代的告密观极其相似。
　　
　　我提出了评判告密行为的三条底线：一看动机是被迫坦白还是主动陷害；二看告发的内容及伤害程度；三看事后有无补救和忏悔。有网友在表示赞成的同时，指出这是“良心”层面上的，还应考虑“愚弄”、“受骗”层面。我很同意这位朋友的观点，在极权主义时代，很多告密者是在被“洗脑”后主动“大义灭亲”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但是，在信仰权力的狂热年代告密不断，在没有信仰的功利年代告密不绝，才是一个民族的双重悲哀。
　　
　　我谈到1989年东德倒台之际，秘密警察的档案被公开，人们震惊于至亲好友的卧底身份，引发了一场社会休克。有网友说：“我建议焚毁。时过境迁，何必还要一些人惴惴不安呢，曹操战胜袁绍后烧书信的做法德国应该学学。”接着又有网友跟帖说：“那是因为曹操要接着玩那一套。”生性多疑的曹操，在焚毁部下通敌书信之前是否看过？谁也说不清。他无非是玩弄“使功不如使过”的权术，与起用“右派”当告密者同出一辙。
　　
　　有朋友访德归来谈到，经历过希特勒时代的人，特能理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威权时代不仅有集团作恶，而且有群体作恶，很多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或岗位，程度不同地做过伤害他人的事情，是一个互害的体制及群体。引爆告密材料“伤人太重”，招致各方的制止和反对，是因其触发了很多人灵魂深处的罪孽感：从八九十岁的老人到莘莘学子，都可有能干过这种下三滥的勾当，有不少人至今仍在干……
　　
　　回顾告密的历史：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教化体系，在道德价值上都不认同非正义的告发；但只要有专制政治存在，统治者都鼓励告密，宗教迫害和文字狱史不绝书；极权政治更发展到以权力为上帝，伦理屈从于权力，不仅介入你的私生活，而且要控制你的灵魂。事无巨细都在权力的掌控中。
　　
　　在20世纪，当一种外来的威权文化被输入到中国后，个别地区开始“以革命的名义”，开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迅速实现了本土化。50年代推广到全中国以后，不断鼓励告密和背叛，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年代更是登峰造极，不仅革命“触及灵魂深处”，而且文斗武斗并举，令全国陷入“红色恐怖”的活地狱。如今，这套违背良心和伦理的“特色文化”虽早已衰败，但仍蛰伏于我们的生活中。
　　
　　当告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便习惯于“以不正常为正常”，一旦把这套告密体系晾到阳光下，各种反应反令人大跌眼镜。或许是出于善意，有朋友主张历史创疤揭不得，一笔糊涂账推给体制当总替罪羊，不追究多数人的责任。应该承认告密是体制的产物，但如果没有众多的告密者，告密体制也无法维持，一个告密成风的社会，同时也是多数人参与的暴政。
　　
　　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也会有什么样的人民。坏政府也是人民的儿子，毛病是爹妈惯出来的。一个坏政府是不希望有好公民的，因为有好公民它就干不了坏事，所以从教育上重点培养奴才、告密者和小人，盖因其内部就不乏小人之辈。这种恶性循环的文化怪圈，难道不需要彻底打破吗？
　　
　　有人指责“鞭尸式”的拷问对于长者太过严酷。尊老是一种美德，但不包括他的错误，“大家有错”不是免责的理由，提出控诉者也是受害当事人，非你所指的道德审判者。请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也是受害者之一，或有长者伤害了你家长者，难道事后连求证真相的权利都没有吗？如果你伤害了他人且天良未灭，难道连道歉的勇气都不具备吗？宽恕应以忏悔为前提，无原则的“恕道”等于乡愿。儒家讲“反求诸己”“三省吾身”，但中国人很少反思自己从权从众、助恶为虐的“国民性”。
　　
　　曾有作家对德意志民族发出这样的感叹：几乎每个人都那么优秀，但作为群体又那么可悲。第三帝国灭亡后，德国的孩子们经常会向父亲发问：“爸爸，那时候你干过什么？”东德政权倒台后，孩子们再次提出同样的问题。这不仅是未来对历史的拷问，也是对一个民族灵魂的拷问。
　　
　　今天，我们严肃地向自己的长辈和同胞求证真相，进行从历史到文化层面的反思，就是要从根本上祛除这种扭曲人性的“低俗文化”，不再重犯历史的错误，让孩子们健康成长，让这个民族有未来。
　　
　　                     2009年5月17日 风雨读书楼
　　                     《中国周刊》2009年第三期（发表时略有删节）

    都说世上之事“无巧不成书”，我上网淘书，却淘得巧事一桩。父亲抗战期间在陪都重庆的《居民身份证》（内有公民证），竟于无意间失而复得。

    几年来，我不时上网搜求旧书资料。当今多数藏家追求保值升值，藏品价格因之逐年攀升；但在研究者眼里，看重的只有资料价值，故我历来不买昂贵的收藏类图书。有的书商很能理解研究者的旨趣和苦衷，北京潘家园的两位书肆主人，就曾慷慨地将资料出借复印，令我至今铭感于心。但有些很想得到的图书资料，也常因价格、机遇等原因失之交臂。

    4月9日这天，我和平时一样上网搜书，一连下了几个订单。很快就有了回音，或有货，或阙如，或无应。其中令我欣喜的，是上海“一文斋”书肆主人柏京城老先生的回信，说自己有民国时期章乃器先生的《重庆市居民身份证》和《公民证》，是十多年前在上海古玩市场用200元收来，“我一直想把章乃器先生的证件交付其家人，以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过去曾在这家店买过书，信用很好，于是立即回了信，表示希望找回这件遗物。考虑到十多年前的藏品，如今已经升值，于是从在商言商的角度，请柏先生告知所需，以便汇款。但柏先生马上回信说：

    此证能归还故乡，已了我十多年来的心愿，我自幼到古稀之年(今年71岁)，可以讲是终身崇拜先生的高风亮节品德。我曾在孔网上多次广告寻访先生的家人，并声明只要是先生的家人，我分文不取无偿归还。

    来信还谈到：2004年12月有一位“欣子”网友对他讲过我的行踪，但一直未能找到；“今天别无所求，如能得到您一墨宝(回信告诉已收到此证即可)”。回信之后，柏先生随即将此证件连同图书用特快专递发出。

    柏老先生的古道热肠，令我感动不已，甚至为自己的问价感到愧怍。多年的电脑写作，我已很少使用传统书写工具，为了给老先生回函，马上找出多年不用的笔墨纸砚重温书法……

    很快收到了期待中的快递邮件，打开层层护封，一小本薄而发黄的纸片映入眼帘：这是一本“忠”字第820057号《重庆市居民身份证》，封面上盖“重庆市警察局验讫”和“中国茶叶公司总务处事务课”的蓝色公章，附钤办事人红色篆文名章各一，以及一枚长方形办事章（内容均辨识不清）。关于为何盖有茶叶公司的公章，我猜想是当时在安徽省中国茶叶公司工作的叔叔章秋阳，通过关系为父亲安排的铺保。

    打开身份证，内有父亲的姓名、年龄、籍贯等相关记录。配偶姓名：胡子婴（他的前夫人）；职业：重庆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服务处所：重庆临江路十六号；住址：四分局中一路蘑芦【庐】（其中“蘑”字漫漶，系据字形揣测，不一定准确），四区观音岩镇三保；居住年月日：廿八年（1939年）七月一日；空袭避难处所：第四区蘑芦【庐】防空私洞。父亲的观音岩住所是一栋小楼，很多陪都名人政要及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都曾造访过，如今不知还在否？

    身份证上还印有兵役、领米栏目（未填写）并附贴《供应平价布记录表》一小张，有买布记录一次，看来此证兼有战时生活必需品供应功能。另外贴有《公民证》一张，是民国卅四年（1945年）十月廿七日在重庆市第四区举行宣誓登记时核发的，盖有第四区方形篆文公章，区长名下钤名章两个；右侧还有“参加重庆市第一届参议会××选举登记”的长方章，均为红色。

    父亲在1938-1939年曾任安徽省财政厅长，由于坚持团结抗日，遭到安徽地方势力及国民党CC系的排挤诬陷，被蒋介石电召“赴渝述职”，1939年5月到达重庆后，又被下令“免职另候任用”，他从此拒绝做官。1940年他在重庆与上海银行陈光甫合作创办上川实业公司，后来公司分股，他于1944年另组上川企业公司，故身份证上“职业”一栏中的“企”字是改动过的。

    居民身份证封底又有“住址及避难所异动登记”一栏，抗战期间重庆经常遭日机轰炸，时有死伤发生，当时警方如此重视避难所登记，应是为了便于查找轰炸后的失踪人员。此外，封底下方的“注意事项”中还有该证的使用、变更、核查等规定，最后一项比较有趣：“此证如有遗失，应填就申请书并缴补证之手续费三元，向该管警察分局所申请补发”。

    根据1935年国民政府财政部的法币改革法令，法币与英镑的比价为1元兑换1先令2.5便士；1936年又规定法币1元等于0.295美元。法币在国内初发行时与银圆等值，抗战爆发后大幅度贬值，1939年已跌到原币值的三分之一左右，购买一袋面粉约需法币5元多。照此计算，则3元的补证手续费约等于半袋多面粉。

    由此看来，这件小小文物除了对于亲属的纪念意义外，还为民国的户籍、保甲、公民宣誓、选举等制度，以及陪都的战时防空、配给、物价，提供了物证。
    
    这份证件的年龄，只比柏老先生小一岁。根据他的自述，此证是十多年前在上海古玩市场收来，那么，遗物又是如何流转到他手中的呢？我猜测到两个来源：一是父亲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胶州路273弄的原住所，后来一直由他的老部下夏沂先生居住，一部分遗物就长留在那里，夏先生逝世后流传到市场上；二是父亲初返上海时，可能曾在我姑姑章雪琴家中存放物品，雪琴姑在五十年代初被指控为“历史反革命”入狱，房子被查封，本人在狱中去世，这件遗物因之辗转流落红尘。

    在当下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将七十年前的故物分文不取完璧奉还，实为互联网时代的一段佳话。每一件流传的文物中，都有人们已知或未知的历史信息。这件遗物所寄托的，不止是家人间的亲情，还有一位素昧平生者的友情。

                      2009年4月23日北京风雨读书楼
                      《新民晚报》2009年5月24日（发表时有删节）

发票上的“中国特色”

章立凡

    发票在现代社会的消费中如影随形，在盛行公款消费的本土，政府印售的发票也染上了“中国特色”：一曰有价，二曰空白。商家开具发票时照例会问一句“开什么？”请你在可选范围内自选能报销的科目。不仅各种私人消费可利用职权走公家账，甚至连召妓和色情服务都能报销。这条潜规则名声在外，难怪国外红灯区的妓女们，见到中国游客会含笑招手：“You—far—piao ! ”（有发票！）

    中文里“发票”这个词，最早见于明朝张居正的《请宥言官疏》，原指一种公牍小票，系内阁为皇帝代拟的奏章朱批。经济活动中的发票，本义是“发货票”，早期也叫“发奉”，产生于何时尚无定论。清代发票比较简单，仅在右边或页眉写有“奉上”字样，后来逐渐有了编号及固定栏目，但各商家的发票格式不一。民国时期的发票仍无统一格式，仅根据发票金额，按法定比例粘贴印花税票纳税。

    早期发票常与印花税票一起使用。印花税以商事产权凭证为征收对象，是古老税种之一。在欧洲，征税是一种社会契约关系，印花税是荷兰政府在广泛征询民意后，于1624年首创实施的。由于完税时要在凭证上用刻花滚筒推出“印花”戳记，故名“印花税”。1854年奥地利政府开始印售形似邮票的印花税票，规定由纳税人自行购买贴在应税凭证上，并以在票上盖戳注销作为完税标志。印花税票由此诞生，并逐渐被世界各国广泛使用。

    光绪十五年（1889年），清政府拟效仿西洋税制开征印花税，拟定“印花税则”十五条，先后印制了日本版和美国版印花税票，但未能正式实施。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于1912年10月公布《印花税法》，翌年正式实施。此后，印花税成为民国历届政府的重要财源，凡房产、契约、发票、账簿、行帖、产权凭证，都须按规定比例粘贴印花税票，方能发生法律效力。由于政府不断滥印税票增加税收，1946年竟爆出商家把发票反贴在整版印花上的新闻。
        
    1949年以后，尽管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海峡两岸却不约而同，各自统一了税制。在中国大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1月30日公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统一了全国税政，确定印花税为全国统一开征的税种之一。同年12月和次年1月，《印花税暂行条例》及其施行细则相继公布，发票须粘贴印花税票，1958年全国税制改革后，印花税才并入了工商统一税。

    台湾是率先推行统一发票及有奖政策的省份，1950年12月12日，《台湾省营利事业统一发货票办法》及《台湾省给奖暂行办法》出台，用中奖方法鼓励消费者索取发票，以防止商家漏税，翌年元旦开始实施。1950年台湾营业税收入2900多万，1951年增至5100多万，成长率高达76%。

    大陆50-60年代的统一发票，系按行业细分（如百货商业、摊贩业、自行车修理业等）。常印有“加强生产，厉行节约”、“响应捐献号召，加强国防力量”、“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口号；以及“请核对所贴印花是否与总计金额相符”、“买货必须要发票，卖货一定开发票”、“漏开一张发票，就等于漏掉一笔国税”宣传内容，强调的是纳税人的义务而非权利；“文革”时期的发票则普遍印有“最高指示”，留下了不同的时代烙印。进入90年代后，全国统一使用水印发票专用纸，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出台，发票管理开始走向规范化。

    近年，台湾民间慈善机构在商店门口摆放透明“发票捐献箱”，呼吁民众捐出发票，兑奖后用于救助弱势群体。这一善举措赢得了商家和消费者的热烈响应，与阿扁一家搜集发票虚报“国务机要费”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大陆近年也推行了有奖发票，虽增加了税收，但纳税人意识并未觉醒，消费者多趋于“中彩”心态，与乐捐公益的境界相去尚远，仅关注其中有无“暗箱操作”；学界则从反对公款消费的角度，质疑其公正性。

    发票（invoice）和收据（receipt）意义有别。国内商家（尤其是一些私人商铺）为图逃税，常以开票需加收税“点”或“发票用完”为由，诱骗消费者接受收据。但在法制国家，税控、帐务制度健全，打上消费科目、金额的一纸“形式发票”，仅为征税的参考因素之一；即使没开票，依法纳税仍是天经地义。

    国外发票主要是作为一种法律凭证，即使无需报销，消费者也会索取。而在国内，卖家不开发票是为了逃税，买家开发票是为了报销。手机和电子邮箱里，每天都会收到各种“代开发票”的垃圾信息，内藏两大玄机：增值税发票帮助商家逃税，普通发票适于公款消费。尽管法律明禁，但有需求就会有市场，虚开和伪造发票竟成了一个繁荣的地下行业。

    在有社会契约传统的法制国家，权利与义务对等，宗教道德也会约束人们的行为。在失去信仰的特权社会，公仆们以每年9000亿以元上的公款消费（不包括贪污）挥霍着纳税人的钱，又如何倡导诚信经营和依法纳税？普遍的信任危机和急功近利，导致官民“互不负责”。

    只要有消费，即使是乞丐也能成为纳税人。前年在国外的旅行消费中，我发现机打发票上赫然列有“TAX”（税），商品价格多少、政府抽税几何一目了然。如今什么都讲究“与国际接轨”，何时发票也能“接轨”一下？本人无法确切了解税款用到了哪里，但至少有权知道：政府从我的消费中抽走了多少税？

                         2009年5月10日  风雨读书楼
                        《中国周刊》2009年第二期（发表时有删节）
 

      一个多月来，告密的话题从纸媒到网络持续发酵，令人想起2006年的奥斯卡获奖电影《窃听风暴》（又译《他人的生活》）；这部电影选择了1984年作为时代背景，又使人想到乔治.奥威尔的著名小说《1984》。

    《1984》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主人公温斯顿的住所的每一层楼，都有一幅画着很大脸庞的招贴画凝视着。你不论走到哪里，画面中的眼光总是跟着你。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

    无独有偶，《窃听风暴》画面中1984年的东柏林，每一次开头字幕出现的是“公开化无处不在”。这个“公开化”，意味着公民的隐私完全暴露在当局的视野中。秘密警察监控着全东德的百姓，他们的任务就是窥探“他人的生活”中任何一个细节，收集情报并分化瓦解可疑的组织。

    作为冷战时期情报战的前沿阵地，东德在前苏联情报部门的帮助下，于1950年4月组建了秘密警察机构“斯塔西”（stasi），它是前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中最强大和最有效率的情报机构。这位“老大哥”“无处不在”，东德1600万人中，有600万人被其建立了秘密档案，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据披露：“斯塔西”1959年大约有1.3万人，1973年为5.3万人，1989年达到了9.1万人，东德每180人中就有一人从事情报工作。作为正式编制的补充，还有10.9万到20万的签约情报人员。当时苏联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为48万人，与全国人口的比例为1：595；捷克情报部门人数为1.8万人，与全国人口的比例为1：867；罗马尼亚为1：1553，波兰为1：1574。

    1989年“柏林墙”突然倒坍后，前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指挥秘密警察们销毁档案。由于数量太多且没有足够的碎纸机，米尔克下令用手工撕毁。经昼夜奋战，4500多万张A4纸被撕成6亿多个碎片，装在16350个袋子里，准备运到一个采石场焚毁。这时，民众冲入了“斯塔西”总部，大部分文件被保存下来。这批档案如果横排，可长达180公里。

    1990年德国统一后，国会对处理这批档案颇费踌躇。一些议员认为，档案的内容太具爆炸性，建议烧毁；另一些人则出于社会安全的考虑，主张封藏若干年或经处理后部分公开。在大量受害者的坚持和来自前东德的议员们推动下，国会终于通过法案，解密了这批秘密档案，每个被迫害者都可以去查阅自己的卷宗。

    解密法案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冲击波，受害者们发现：除了警察和官员外，告密者中还有好友、近邻，甚至最亲近的丈夫、妻子、父母、子女。每天都有历史创疤在媒体上揭开，面对旧体制的黑暗与恐怖，人们先是震惊，然后陷入精神崩溃，大量家庭因之解体，还有人因无法面对被自己出卖的亲人而自杀，社会濒于休克状态。被揭露的专业或业余线民遍布各行各业，其中不少人曾是最受尊敬的东德人士，一些政治家、大学校长、主教、作家、艺术家、体育明星、教师等，顷刻间名誉扫地，不得不退隐江湖，其中包括东德基督教民主党领袖、第一位非共产党总理麦西尔。

    女议员维拉发现，案卷中一份报告详尽描绘了自己私生活的细枝末节，线民就是与她生育了两个孩子的丈夫，两人因此离婚。人权活动家帕皮斯从档案中得知，警方有计划地摧毁他的婚姻和家庭，鼓动他的儿子反对他，以教育机会和金钱利诱他的妻子离婚，甚至使用了“美男计”。秘密警察曾派女人去勾引主教艾格特，用匿名信散布他鸡奸男童的谣言，还指使医生假造病情，提供抑制精神的药品以破坏其健康……

    德意志民族以思维缜密和勤勉敬业著称，“斯塔西”继承了这一传统，将自己的工作彻底“科学化”。每个公民都可能成为假想的“敌对势力”，私人空间被肆无忌惮地入侵，搜集到的所谓“情报”几乎无所不包：从男女间的调情话语，到每星期倒几次垃圾、工具存放何处，买了何种口味的香肠等等；摄像机被安装在公共厕所，逐日检查其中的图像。无所不用其极的监控手段，文牍主义的无聊和弱智，透露出极权体制的极度不自信，完全陷入了病态的恐惧中。

    自1991年以来的16年间，德国官员以“智力拼图”的方式，手工处理了350袋档案碎片。按照这个速度，要几个世纪才能处理完全部档案。2007年，德国政府决定斥资630万欧元，利用新开发的软件技术将这些碎片拼凑起来。软件的设计者声称，如果进展顺利，工作将在5至6年内完成。

    在公民的人权得到切实保障之前，“1984”不会结束。一个集体共犯全民互害的体制，其创造者是人，执行者也是人。历史深处的个人罪孽，不会因体制的消亡而免责；在历史的审判面前，宽恕当然是必要的；但灵魂的罪错，要先有忏悔才谈得上救赎。惧怕揭开历史创疤，将责任推给体制，都是没有担当的懦夫。

                              2009年5月4日  风雨读书楼
                             《财经》杂志 2009年第10期